如今，有不少人选择在春节假期外出旅行。一个好的住处会为旅途增色不少。因此，一到假期好的酒店和旅馆往往很早预订一空。如今的旅行、住宿业非常发达。那么，在物质条件不够丰厚的古代，人们如何解决住宿？古代的旅馆业又是怎样的一幅图景？
我国最早类似于“旅馆”的场所叫做“驿传”，是供古代传递文书人员及诸侯往返都城途中居住的旅店。史载周初时为了方便各方诸侯纳贡和朝觐，驿传已经非常普及。当时，在通往都城的道路上多有客舍，四方来朝者便可寓居客舍，所谓“凡国野之道，十里有庐，庐有饮食”、“市有侯馆……以待朝聘之官也”便是如此。从这段文字还可以看出，光顾“庐”、“侯馆”的来宾要按其爵位的高下受到不同的待遇。
到了春秋战国时期，除了官用的“驿传”，民间商业性客舍也有了发展。繁盛时几乎遍及各地，名为“传舍”或“逆旅”。另外，《左传》中还记载了郑国思想家子产曾在郑国建“诸侯之馆”，以迎接晋侯的到来，算得上诸侯国的“国宾馆”了。
战国时，养士之风盛行，各国君主为了罗致客卿，开办了许多养士客馆，而且有不同等级，用来招待前来投靠的人士。现古发掘中曾多次发现战国时期旅客住店的凭证，“节”（一种铜制小牌），还发现了有铭文的旅店用酒器。秦还未统一六国之前，其境内实行“验”的制度：即凡来住宿的人一定要出示身份证。这个制度由商鞅创立，很快推行到秦国各地。后来商鞅失势，逃到一个边远的客店，要求住宿。店主却说：“商君之法，无验不得入住。”商鞅只能长叹：“我定的法害了我自己！”秦统一全国后，“验”制仍然实行，汉时废除。
秦统一六国后，在全国范围内建立驿传制度。汉承秦制，驿传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。在交通要道上大约每30里设一驿，相当于一个交通站。里面备有马匹、饲料、饮食、床铺等一应接待设施，并有专门人员负责接待。在西汉都城长安，传舍星罗棋布，不仅有供各郡来客住宿的“郡邸”，而且还有专门接待外宾的“蛮夷邸”。
曹操《步出夏门行》诗有“逆旅整设，以通商贾”一句，记录了彼时的旅社。西晋文学家潘岳《上客舍议》中也存有类似记述：“乃今四海会同，九服纳贡，八方翼翼，公私满路，近畿辐辏，客舍亦稠。冬有温庐，夏有凉荫……”描述了旅社颇多、条件优良的样貌。
南北朝时，民间旅店发展很快，几乎遍于城乡，许多王公贵族发现旅馆业的赢利可能而竞相建置。一时间，大量的社会资金都投向了旅馆业。当时出现了“邸店”，除供客商食宿外，还有供客商存货和交易的场所。当时的皇室看到这行当有利可图，便通过各种方式排挤、并吞民间的邸店。如南朝梁武帝的六弟临川王萧宏仅在建康一地就夺民间邸店十余处，借此大发横财，使梁武帝也为之惊诧。
“旅馆”一词也初见于南朝。南朝宋谢灵运《游南亭》诗有云：“久痗昏垫苦，旅馆眺郊歧。”到了隋代，大运河建成，一时间“商旅往返，船乘不绝”，为了满足商旅食、宿的需要，在全国范围内，兴起了一股“广造旅邸”的潮流。
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繁盛的时期之一，旅店也在此间获得巨大发展。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，迅速恢复了地方向皇帝朝觐的制度。由于天下方定，各方建设刚刚徐徐展开，外地来朝觐的官员来长安后只得暂时住在接待商人的客坊里，很多官员为此纷纷抱怨朝廷招待欠周。唐太宗闻知后立即下诏，在京城为朝觐官员建造“邸第三百余所”，建成后李世民还亲往察看。利来国际平台
唐时有两种“国宾馆”，一曰鸿胪客馆，归主管外事接待、民族事务的鸿胪寺管辖，主要招待外来使臣。二曰四方馆，归“三省六部”之中书省管辖，当时的唐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都设有四方馆。
随着唐朝经济的繁荣，民间馆舍也更加兴旺。豪富之家多设馆舍，以待往来。“旅馆”一词也大量出现，《太平广记》记载，岐州富人王祐所开设的私家旅馆能够容纳千人食宿。定州富人何名远更是财大气粗，他沿着驿站开设旅馆，让那些不能住驿的行人都住进自己的店舍。
随着唐代旅馆业的兴盛，旅馆开始显现出“馆”与“店”的明显区别：馆通常指较大的宾馆，包括公馆和私馆。驿站中还设有驿馆。“店”则多由民间自办，馆与店的食宿设施也有区别。
当时，有的大旅店兼营其他业务，如对外开设餐厅、安排货栈寄存、售卖各种商品以及兑换银钱，这种大旅店又叫“邸店”，带有食宿与商业结合的意味。
记载了汉至宋初故事的纪实小说《太平广记》中有汴州（今河南开封）的“板桥三娘子店”，店里有几种类型的房间，大房间可供几人同住。三娘子做烧饼供应客人早饭，并出租驴畜。这是一家典型的中小级别的旅店。还有的小旅店不负责提供饮食，但房间内备有炉具，供客人自己做饭。同书中《虬髯客传》就说李靖等人下榻“灵石旅舍”并自己动手煮肉。
另外，由于唐代同外域各国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文化交往盛况，除了国家建的供各国使者的馆舍，在一些商业城市还有私人的“对外宾馆”，比如楚州（今江苏淮安）等地的“新罗馆”，就是专门接待新罗（唐时朝鲜半岛国家之一）客人的馆舍。
遍布全国的驿站和候馆（即宾馆）和人们发生了越来越密切的关系，这在唐诗中也可见一斑。李白“临驿卷缇幕，升堂接绣衣”、韩愈“府西三百里，候馆同鱼鳞”等诗句都反映了唐代驿站以及旅馆业的兴旺景象。
宋代同样是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朝代，旅馆业同样繁盛，旅馆密集程度甚至超过了唐代。史载南宋都城临安私营客栈遍及全城，多设在闹市区、西湖沿线以及江干、城北等。引发爱国诗人陆游写出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名句的旅邸就在砖街巷，即今杭州孩儿巷。诗人林升吟出“山外青山楼外楼”时所寓旅邸就在西湖边上，该诗当时就题在旅邸的壁上。
宋代的旅馆分类更为细致。小的旅馆由小商人甚至平民开办，有的小旅馆甚至只有一室。宋代洪迈编著的《夷坚甲志》中《木先生》一篇就记载了宋代一位官员汪致道曾“投宿小村邸，唯有一室”。当时大旅店的规模也非常大，一般由大商人、大官僚经营，如宋代沧州节度使米信曾在京城建造很大的房屋，外有田园内有邸舍，每月收入颇丰。
与此相应的是宋代官办驿站的发展，较前朝更大，设施也更好。苏轼的《凤鸣驿记》对该驿站有记载：“如官府，如庙观，如数世富人之宅，利来国际平台四方之至者，如归其家，皆乐而忘去。”其规模之大、设施之精美，让居住其中的客人流连忘返。
元代就有了“饭店”的记载。当时挂此字号的是民间饮食店或兼营住宿（提供铺席）的饮食店。这源于唐宋时期旅馆业的发展：唐宋时“正店”（酒楼）和“食店”兼营住宿业务的屡见不鲜。到元时便有了正式的“饭店”名称。“饭店”在元代是口语，历史沧桑，逐渐成为现代人们常用的名词。元代杂剧《翫江亭》中就有“我要吃饭呵，走到那饭店门前”的说法。
明初，官方的驿站规模超过元代。全国要冲都设有驿馆、递铺，铺间相隔10里，驿距相隔60里。“自京师达于四方，设有驿传。在京曰‘会同馆’，在外曰‘驿’，以便公差往来。”
明中期，驿道管理松弛，大臣张居正主张裁减驿传，但收效不大，造成明代“驿站”的时盛时衰。尽管明代官办驿、递每况愈下，但民间旅馆依然发达。意大利传教士鄂多立克来到“天堂之城”杭州，惊讶地发现“那里的客店很多，每店设十至十二间客房”。
明清时期，除了民间的旅馆，会馆也非常兴盛。在京城，不仅有地区性会馆，而且还有行会会馆。“长安会馆知多少，处处歌筵占绍兴”就是明清时期会馆尤多的最好写照。当时，北京的地区性会馆主要接待赶考的各省举子，行会会馆主要接待各地商人。北京会馆最多时达数百座，大部分坐落在宣武门外到前门一带。当时全国的其他地方也有会馆，苏州的会馆从明万历开始发展，多时达九十余座。
至于近现代，会馆仍然存在。鲁迅在创作《狂人日记》时就住在位于北京的绍兴会馆，作家张恨水来京时也住过会馆。
到了晚清，随着清朝国力衰微，由先秦沿革而来的会馆发展趋于停顿，但西方旅馆大举开建，客观上使中国的旅馆业也逐渐走上了近代化之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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