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完成了在美国的写作，从美国东北部又一路坐长途火车回到西北角——坐同样的帝国建设者号返回西雅图，再经由加拿大的温哥华，到班夫国家公园（Banff National Park）住了一段时间，最后折返西雅图回国。
横穿北美的旅行一直在调表，每天会跨越不同的时区。这一趟要在路上走五六天，几乎都在硬座车厢或大巴上过夜，跟我在欧洲的火车之旅一样，不过北美地广人稀，公共交通十分不便，我得小心翼翼地做着规划，以防风餐露宿。
芝加哥驶出的帝国建设者号列车分两种车次，通往两个目的地，列车在斯波坎（Spokane）分道扬鑣，一段开往西雅图，一段开往波特兰。
当我觉察到变道时，开往波特兰的那段已经远去，只剩下四节车厢，庆幸自己当时并不在那段列车上，车尾的门外本来应该是温馨的Snack bar（小吃吧），现在全都不见了，阿米什人也不见了，就像人生的某个时刻，你必须跟眼前熟悉的一切告别。
从车尾的窗户望出去，列车正缓缓驶入喀斯喀特山，穿行于峡谷的原始森林中，两侧的树木高耸入云。“咣当咣当”，火车穿过了大雪覆盖的山谷，仿佛穿越回了150年前。
有那么一刻，我想要冲动地跳下车，地图显示位置已经离班夫不远，却还要再走两三天——没有一辆火车或汽车穿过冰川公园，否则今晚就能到达班夫了。
到西雅图后我没有再停留，从国王街站换乘大巴去温哥华，大巴也是美铁（Amtrak）的，时间比跨境列车更灵活一些。过境的时候，加拿大人故意挑出我，利来国际下载盘查一番，问了诸多问题。
美国人将加拿大视作自己的“第51州”，可以大摇大摆进出加拿大，加拿大海关却对我摆高姿态，试图从我这里挽回颜面，海关人员认为我可能具有某种非旅游的动机，这让我觉得可笑，他们仿佛对目前状况一无所知——回程的时候我在美国海关一路绿灯，反倒是每个加拿大国民遭到刨根问底。
我走出检查点时，门外候我已久的大巴司机长舒一口气，没耽误太多时间。我说了句抱歉，他耸耸肩表示习以为常。
温哥华不像是新大陆的城镇，而像是旧大陆的延伸，它仿佛远东在美洲大陆伸出的手臂，美亚之间的十字路口。离开美国才不到两个小时，突然在街上看到很多华人、印度人、菲律宾人、中东人、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，让我有种身在他乡却似故乡的既视感。
当地华人喜欢称呼温哥华为“温村”，一些建筑保留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痕迹，时间仿佛停滞在某个繁荣时期，再加上雪山的映衬，仿若一座东欧的城市。我一直以为温哥华是加拿大的第二大城，后来才得知，2023年温哥华的GDP在加拿大排名第三，人口数排第八，就算是包括大温哥华地区，也很难比过多伦多和蒙特利尔。
很多华人喜欢居住在温哥华南部的列治文，这里离美国更近，且物价更低，华裔比例高达53%，是大温乃至整个北美洲华裔比例最高的城市。列治文街道上的招牌以中文为主，连银行都挂着中文字，甚至拥有规模庞大的中式寺庙，映衬着山水庭院的造景，有点侨乡的味道了。
相较于美国，温哥华华人的底气十足，显得比美国华人更有自信，华人的咖啡店、餐馆比比皆是，服务员成了白人，态度也比在美国温和许多。
白人在这里比较两极分化，一部分依然占据着中上层的位置，另一部分沦落到底层，许多服务生或者建筑工人都是白人。这让我想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、南非的经济腾飞，也曾一度辉煌，抛开中等收入陷阱、经济危机等问题，如果加拿大的人口持续倒挂下去，很可能呈现出南美化、南非化的势头。
温哥华现在就像一个官方的大移民中介，它的城市宣传语应该是：“我们有着新鲜的空气和美食。”它的环境、气候和多元文化无可厚非，但市中心的流浪汉越来越多，晚上九点之后，街上到处躺着醉汉和瘾君子。
我到达温哥华后只歇了一晚，第二天下午就踏上了去班夫的大巴，又要在车上度过一夜。进入山区后，加油站的公厕里贴的都是“自动化植树”的小广告，让人感觉这里自然环境不错，同时像是在说“我们缺人。”
凌晨4点抵达班夫，迎接我的是漫天大雪。由于到达的时间太早，小镇上漆黑一片，只能坐在24小时营业的麦当劳里度过寒夜，这个季节来班夫的人大多是漂泊的跨国打工者，赶在旺季之前到岗，其中的一位乌克兰姑娘要去梦莲湖的一家酒店兼职，酒店让她自己想办法过去。我们聊了几句后她突然情绪崩溃，开始哭起来。
“我的丈夫还在乌克兰……”她哭着说完，偶尔给远方的丈夫打个视频，又含泪强作微笑。为了省钱，她只点了一杯最便宜的美式咖啡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她，于是买了一份她最爱吃的脆薯饼，她说谢谢我。我们告别后再没见过面。
班夫国家公园（Banff National Park）是加拿大第一座、世界第三座国家公园，晚于美国黄石公园、澳大利亚皇家国家公园创立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（UNESCO）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地。班夫是山地运动公园的鼻祖，所以在许多国家公园都能看到它的影子，这里连铁路工人房屋和探险者旅舍都被列入了历史遗址。
我想象中的班夫理应满是泥泞的小道，就像十几年前的郎木寺那样，但这里已经有了两家大型超市，小型商场、服装店、便利店、酒水屋、电影院、韩国餐厅、日本料理店、酒吧、房产中介也一应俱全，在这里可以享受到比不少城市更便利的生活。而班夫的孩子们都在渴望温哥华的热闹，这里的晚上太静了。
距离班夫最近的国际机场位于卡尔加里，那是艾伯塔省（Alberta）的中心，人口有130万，令人感到惊讶的是，卡尔加里竟然有许多直飞欧洲的航班，度假者和打工者候鸟一般迁徙于两大洲之间。
艾伯塔省不愧是冬的国度，四月仍在大雪飞扬，班夫的雪一直未停，隔一两天就有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雪。雪季的尾声，仍有一些滑野雪的高手留下来，坐直通雪场的公交车，滑完后下山“飞叶子”或酗酒，我怀疑那是他们克服内心恐惧的秘方。之后，滑雪用品店开始打折，公告板出现出售二手用具的信息，一切都在宣告雪季的结束。
当地人吓我说现在是灰熊狩猎的季节，但第一天徒步时我没看到熊，一群加拿大马鹿在树林里瞪着我，体积比牛还大，我也以眼还眼。一对原住民（在加拿大又称“第一民族”）模样的夫妇上来问我路在哪，我纳闷你们不是原住民吗，我继续往河谷里走，他们没跟上来。
加拿大尚存大约40家国际青年旅舍，虽然其中大部分只是季节性开放的滑雪或登山小屋，没有固定的雇员。国际青旅组织起源于欧洲，在加拿大的历史可追溯到1933年，加拿大国际青旅的前身是艾伯塔省的两姐妹在布拉格河（Bragg Creek）开设的帐篷营地，几乎与欧洲青旅同步诞生。
班夫的青旅叫做班夫高山中心，这是一座面朝弓河河谷（Bow Valley）和兰德尔山（Mount Rundle）的欧式木屋，拥有壮丽的窗景，从这里可以徒步到弓河边上的魔鬼岩，路边总是会横着几只体型庞大的驼鹿。班夫的物价虽然昂贵，但也能过极简的生活——住青旅能享受免费的公交，几乎可以到达所有景点，自己做饭也很实惠。
周日有青旅的徒步活动，报名者寥寥，远不及卡拉OK之夜，同行者全是苏格兰人，三位是青旅的义工，还有一位是义工的同学。我们在大雪中攀登硫磺山，没有冰爪和手杖，后半程非常陡峭，好在最后有惊无险。下山时苏格兰人跟工作人员说明情况，让我们免费坐了缆车。
回到镇上，一杯当地啤酒屋的自酿啤酒下肚，号称冰川雪水酿就，酒的名字都很好听——“朦胧的空地”“头被砸了”。微醺着跑出酒馆，像回到了当年的郎木寺，那时我20岁。
2024年4月8日，利来国际下载北美多地上演日全食景观。北美人民将日食视作一项天文盛事，从而演变成一场全民狂欢，许多商业机构也从中嗅到了商机。早在十天前，我便在美国的礼品店看到不少日全食相关的纪念品，我也买了一件印有日食时间和经纬度的T恤。
4月8日的日食可能不算世纪之最，但却途经了北美许多人口稠密的地区，十分罕见。一些迷信的美国人将日食与美国大选联系在一起。全日食路径上的民宿早早被一抢而空，平日无人问津的别墅被炒到了4千美元一晚的高价，北美多地都打着“北美大日食”的旗号，创造出五花八门的旅游服务，仿佛大家都在等着这一时刻的到来。
日食当天，我在隧道山小径上找了一片空的林地，面朝兰德尔山，观赏日食。由于班夫的位置离日食带较远，我只能看到日晕从雪山与云彩中隐现，很像Pink Floyd描绘的景象。
另一日，雪比往日都大，人走在路上，迅速变成了雪怪。唯独硫磺山泉塘处热气腾腾，我像北海道猴子一般，在暴雪的汤池中禅定。硫磺山温泉在半山腰，至今尚能听到火车的鸣笛，可惜已不通普通客运了，只有一趟奢华的落基山登山者号（Rocky Mountaineer）从温哥华开往班夫，其票价（最低约为人民币1万元起）也完全对应了火车慢旅行的意涵——时间就是金钱。
雪后下山，小镇的林木、石子、泥泞道路的气味像玛曲（地名，位于青藏高原东端）。雪山吸纳了我所有的情绪。
淡季的旅舍同样拥挤，里面住满了滑雪教练与附近旅馆的从业人员，我的室友是一位来自非洲的礼宾员，看得出他在非洲接受过良好的教育，英文极佳，人也很有礼貌，然而在班夫他只能找到酒店前台的工作。
欧洲殖民者为非洲带去了欧式教育与生活习惯，让当地人认同他们的文化，这些教育培养出的精英一代来到欧美，他们中的佼佼者比许多当地人更优秀，更吃苦耐劳，却被当地人视作威胁，反移民的浪潮不断兴起。
几天后，一个白人室友住了进来，似乎是从附近搬过来的，带了一大堆行李。他身材肥硕，几乎塞满了整座床铺，又总闭门不出，吃东西也不离开床，夜晚还时常发出奇怪的声音。
这里变得不再像背包客栈，于是我搬去了游客极少的露易丝湖村，那里的青旅也是历史悠久的高山中心，拥有两幢大房子，其中一座像探险时代的登山客栈，里面有培训登山教练的教室，餐厅、大院子和桑拿房，充满古典主义气息。
我在露易丝湖村的室友是一位叫皮尔的老先生，看起来快90岁了，耳朵有些聋，他是班夫镇上的人，这几天在休假，可能怕一个人太孤独，于是住进了露易丝湖村的青旅，他已经老到无法去爬山了，只能往返于村里的杂货店，做一日三餐。
说来也巧，我其实在一周前就见过皮尔。刚到班夫的那天早上，我坐上六点的第一趟巴士，去山坡上的班夫青旅，他也坐这趟早班车去旁边的星级度假酒店上班，下车时我问他旅社在哪，他热情地跟我指了方向——“一个不错的选择”。
一周后我们竟然在另一个小村成了室友，算是有些缘分。不过他已经不记得我了，称自己到这里“放空两天”，再回去继续上班。他选择露易丝湖村是因为班夫有直达的公交，不用开车，或许他已经老到无法开车了，但他却不服老地辩解说，因为有一阵迷恋老爷车，买了好几辆快报废的车，修理厂不愿意帮他修，只教他自己改装，于是他把改好的车开上了高速——他喜欢开快车，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意识到这么做无异于玩命，于是把车全都卖掉了。
班夫有很多七八十岁的高龄工作者，我曾见过一个收银员，老得连说话都吐词不清，还在超市上班——年轻人都去大城市了，镇上的劳动力短缺，而不少老人也不愿继续乏味的退休生活。
皮尔是度假酒店里唯一一名超过65岁（加拿定退休年龄）的厨师，他其实不用干活，只需负责督导年轻人，但他说自己也不怎么管他们，因为他觉得应该放手让厨师们自己去干，他讨厌指指点点。
皮尔在班夫附近的一个村庄长大，父亲是苏格兰裔，班夫的大部分人都靠旅游业为生。皮尔从小喜欢马，班夫有马队，所以他便爱上了这里。一到假期，他就来班夫的旅馆兼职门童，没想到一待就是一辈子，再没有离开过。
皮尔简直就是一部班夫的活历史。过去的班夫和其他旅游胜地一样，有淡旺季之分——“以前的四月，班夫还没有旅店营业，旺季只有短暂的五到八月，到八月底旅馆基本上都会歇业，而现在变了，一年四季都有人。”
“过去旅馆的同事都是加拿大人，现在旅馆的员工来自二十多个不同的国家，变化非常大，加拿大人就只剩下我了。”从皮尔的一生也可看出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和劳动力构成的变化。
“你来晚了，五十年前的一天，所有加拿大的年轻人没有约定，也没有目的地，突然从四面八方出发，最后他们像得到什么召唤一样，来到班夫，度过一个夏天……”加拿大老顽童说我错过了落基山脉的“Good old days”（过去美好的日子）。
皮尔在班夫待久了，对外面的世界已经一无所知，他捧着一本老书，每天只看一两页，为了助眠。我问起他对温哥华街上流浪汉的看法，他对我的遭遇感到抱歉，说他非常能够理解，他晚上六点过后就不想出门了，因为不想看到醉鬼。
我话题一转，称赞加拿大地广人稀，许多人都拥有一座大房子。利来国际下载皮尔却说在班夫国家公园除外，这里限制扩建房屋，百年来附近小镇的规模都扩大了四五倍，班夫却还是以前的样子。
皮尔在镇上拥有两栋小木屋，每栋有两三间卧室，他有些“凡尔赛”地说道，大房子也有大房子的苦恼，需要一直维护，草坪也要不停地找人修剪，如果雇不起工人，就只能自己干，时间都耗在里面，没有太多精力出去旅行。
我们聊了一整晚，半夜火警突然响了。我问皮尔该怎么办。皮尔说我们得跑。有人用厨房的微波炉煮东西，结果微波炉冒烟，引发了火警。我们在大门外挨冻，直到隐患消除才回去。旅馆员工示意大家没事，皮尔不客气地说，怎么会没事呢，班夫曾发生过很严重的火灾。
皮尔经历丰富，去过许多国家，2005年，他作为一名负责后勤的厨师，随加拿大部队前往了阿富汗战场。他平时待在军营里，很少跟阿富汗当地人打交道，见到的第一个阿富汗人是个小个子的向导，小个子向导拿皮尔开玩笑，示意皮尔坐在他腿上，皮尔惊呆了，因为加拿大人极少开肢体接触的玩笑。
皮尔还会冷不丁地秀几句咬字不清的中文，他邻居是个华裔老太太，所以他想跟她学中文，以便了解阅读复杂汉字的脑袋都在思考什么。他也喜欢跟旅馆里的瑞士家庭用德语交流，以炫耀自己的语言技能——皮尔认为德语与英语多少是相通的，但中文则完全不一样。
在露易丝村的第二天，我独自去露易丝湖徒步，结冰的湖面上密密麻麻站满了南亚裔移民，或许来自次大陆上的任何一个偏远山村，一群群的同乡穿着不同民族、地域的服饰，步履不停地跨越半个地球来到这里。
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加拿大总理贾斯廷·特鲁多的印太战略，2023年，加拿大的新移民多达47万，连续三年创下该国建国以来的历史新高，其中印度移民的占比高达30%，这还不包括印度裔的临时与非法移民，据不完全统计，仅2023年，可能有近200万名印度人进入加拿大。
班夫的镇上还有不少的日籍劳工，其实早在一百年前，就有日本人来到艾伯塔省的南部，他们作为煤矿工人或铁路工人，与班夫诞生的历史也有渊源。有次桑拿的时候我碰到一位日本大姐，她在寻找保洁的工作，已经找了好几个月，本来打算回日本了，但回去看了一圈国内的情况，决定重新考虑留在加拿大。
露易丝湖的北面有一条徒步路线可以到达两座高山湖泊——镜湖（Mirror Lake）和艾格尼丝湖（Lake Agnes），但现在全是冰川，积雪很厚，徒步的难度极大，我几乎是连滚带爬地攀到了艾格尼丝湖边的茶屋，这里已被冰雪完全覆盖，只有一些不断啄我背包的灰鸟，一点儿也不惧人。一对情侣带着冰镐，说他们想要试试看能不能登上魔鬼拇指峰（Devils Thumb），而我两手空空，只能在茶屋小憩之后打道回府。下山后，我在金酒与桑拿的氤氲中，想象落基山过去的模样。
从冰湖徒步回来，本想跟老皮尔夸耀我到了艾格尼丝湖，皮尔一脸不屑，故意问我看到熊没有，我以为他是在开玩笑，反问他这个季节有熊吗，他一脸严肃地说有。老爷子看上去有些生气，因为我没听他的话先去游客中心，如果我去了游客中心，那里的工作人员会让我买防熊喷雾，并阻止我进山。
而且皮尔之所以一定要我去游客中心，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纳了税养他们。我解释说那条道上有很多人，他反问我多少人算很多人呢，去年有两个人就被熊吃了——“如果你想有不同的故事，尽管去试试，我不是你爸。”老爷子教训的口吻让我感到委屈。我想起我们昨日还在相谈甚欢，今天他就完全跟我翻脸了，转而去跟瑞士一家交好。
我在露易丝湖村住了五晚，离开时又是一场大雪，大巴车在冰冻的路面上滑得很慢，路上堵成一片。回到温哥华待了几日，去了两趟安大略街（Ontario），感觉像是纽约布鲁克林区的翻版。即将踏上返乡之路，在格兰威尔岛的市场里，一名华裔男子弹吉他卖唱，唱的竟然是《千千阙歌》：“臨行臨別，才頓感哀傷的漂亮……”
离开北美的前一晚，我住在西雅图机场旁边的汽车酒店，里面就像是《美国恐怖故事》的取景地，从员工到陈设都让我感觉仿佛回到了十几年前的德里贫民窟。我的房间正对着中央空调房，恼人的低频震动声响个不停。
我乘坐的是达美航空，美国三大航空公司之一。美国航司的地勤人员皆身材臃肿，有万夫不当之勇，特别是像这种洲际航班，乘客们的行李都仿若装着全副家当，练就了这些腕力惊人的大力士。负责值机的是一位中年非洲裔女性，永远摆着一副扑克脸，只有和自己族裔在一起时，才会谈笑风生，白人同僚在她面前都畏手畏脚的，她看到我后，立刻收紧了笑容。
我坦言自己有些恐飞，要求选择靠前的座位，她冷冷地抛出一句：“我不负责选座。”奇怪的是，我来的时候坐的是同一架飞机，并没有人告诉我不能选座。
结果我被安排在了整架飞机的最后一排，邻座也是一个中国女生，从起飞到降落都伴随着剧烈的失重感，女生说：“从来没感觉到坐飞机这么恐怖过。”
这位中国女生在美国生活了十年，如今已嫁到这里，我问她是否拿到了绿卡，她说当然。我发现只要我聊到美国不好的地方，她的态度就会360度大转弯，对我充满着某种防备——这种防御性我在几乎所有新移民身上都能感觉到，无论他来自哪个地方。也许，只有与过去的某种情感纽带彻底地割席，才能说服自己去完全地接纳异乡的一切。
从西雅图飞到首尔后，在首尔又待了几日，坐轮渡回国。船在仁川港滞留到凌晨一点，睡在一个人的房间，醒来又不知是几时。旅行像一座纪念碑谷，没有救赎，没有丰碑，只有一扇又一扇的暗门，弯弯绕绕，带我通向不知所终的彼岸。
